【文/观察者网 林琛力 编辑/陶立烽】
律师取4万元遭银行“盘问”，反诈如何破解“误伤”难题？针对相关情况，1月31日，观察者网对话当事律师。
去年11月3日，律师周筱赟在山东东营出差期间，前往中国建设银行东营东城支行（以下简称东营建行）提取4万元现金时，被告知取款一万元以上需要进行登记，柜员进一步追问资金具体用途，甚至调取其一个月前的交易流水，询问某笔转账的细节。
在周筱赟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后，银行报警。半小时后，银行方面又称无法联系到警方，并突然转变态度表示可以办理取款业务。最终，周筱赟放弃取款。
1月30日，周筱赟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他已正式起诉东营建行。该案已经正式立案，东营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向其发放了正式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26）鲁0591民初231号。根据东营开发区法院传票，开庭时间为2026年2月4日上午9时。
法院传票 周筱赟提供
“建行总行或派团队应诉”，案件争议点在事实定性
在1月30日的文章中，周筱赟提到，建行总行的内部线人告知，这次不是由东营建行派员出庭应诉，而是由北京的建行总行派出法律团队出庭。
对此，周筱赟对观察者网表示，目前无法确定该信息的真假，如果属实，说明涉事银行总行对本案足够重视，也在意料之中。不管是哪里的法律团队，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法律规定也很明确。
周筱赟估计，本案会有两个争议点，一是事实的确认，二是事实的定性，即是否构成侵权。关于第一点，涉事银行有可能认为其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的陈述，不是事实。为此，他已经向东营开发区法院申请调取去年11月3日上午事发时间段的监控视频与录音，以完整呈现整个过程。
他提到：“其实事发时，我一开始是想配合银行的，所以面对盘问，我如实回答取现用途是个人消费，又被问具体买什么，我回答是朋友结婚的红包。但银行却不依不饶，竟然调取我上个月的银行流水，盘问我为什么有人给我转款。我认为上个月的流水和现在取现无关，这才拒绝回答。于是银行说既然你拒绝配合，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但最终我等了半个小时，派出所并未出警。”
关于事实的定性，周筱赟认为，涉事银行的行为构成侵权，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确立的“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原则，导致其无法自由取款。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央行当时的规定，是取款5万元以上才需要登记来源和用途，而涉事银行对抗央行规定，擅自降低到了1万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周筱赟说道。
对于该案件的情况，观察者网2月2日致电东营建行，该行接线人员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
央行新规难以落地，基层银行“层层加码”
此前的报道中，周筱赟曾多次提到“央行新规1月1日实施后仍未真正落地”，并表示还收到银行柜员反馈“部分银行2000元取款就要登记”的情况。
其所指的“央行新规”，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10月通过的新版《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与2022年的版本相比，这份新规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取消了2022年版监管规则中关于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周筱赟对观察者网表示，他今年来已收到全国各地的银行柜员的反馈，称央行新规并未真正落地。有部分银行取款2000元就要登记用途，甚至还要家访。如此过度反诈，会给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银行还发明了一些新词，诸如‘无感询问’‘非对抗性话术’之类。既要询问，还要无感，这怎么可能？这完全就是在故意为难银行柜员。”周筱赟说。
当被问及是哪些地区的银行存在此类问题时，周筱赟没有给出具体地区的答复，仅表示“这种情况全国各个地区都有”。
他描述说，从去年11月5日事件发酵开始，尤其是中央电视台11月11日法治在线栏目报道此事、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反诈，别给群众徒增不便》，就源源不断有银行内部人士向他提供“银行内部文件”，还有一些会议记录。“这些材料都不涉及任何金融机密。我真的非常感谢全国银行柜员们的信任，我不会暴露他们，更不会辜负他们的。”
周筱赟表示，他从获得的材料中发现，有一些银行坚持过度反诈，甚至继续加码，但也有一些银行在积极改进。比如某国有银行北方某省分行，就发文称即日起，凡是和央行规定有冲突的过度反诈措施，一律作废。
“我在去年11月13日发表了《致全国银行柜员们的公开信》。开庭的消息公开后，又有很多银行柜员满屏的留言‘周律师，一定赢’。有人说，我的起诉对象的员工，反而希望我胜诉，实在是少见。”周筱赟说。
各地银行员工反映央行新规并未落地的截图。 周筱赟提供
在周筱赟提供的未注明时间的截图中，一名自称是“绿色银行员工”的网友表示，在去年11月央视发文介绍银行取钱“不再一刀切式询问”的新规后，他没有收到上级的相关通知，分公司对其的要求仍是取款5000元以上就需要询问。
该网友还称，陕西人民银行有一个系统，要求柜员必须登记取款5000元以上的客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手机、卡号、金额和用途等，且都是必填项，填完之后系统才会给出风险等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询问用途才能知道风险等级，与央行规定的对低风险应简化流程相违背”。
对于此类基层银行一刀切式的“层层加码”，周筱赟认为，关键原因就是体制内压力向下传导过程中的“懒政、怠政”，“毕竟，一刀切在执行中虽然粗暴，但最简单。而由此造成的不便，却是普通老百姓和银行柜员承担。”
他强调，事发当天自己从未想过要投诉银行经办柜员，“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银行柜员只是银行管理层错误决策的被动执行者而已。”
对于央行新规，周筱赟表示肯定，同时补充说，应当通过大数据+AI来精准判别异常交易，而不是让柜员凭感觉。只要经办柜员做到了风险提醒+异常报备，哪怕以后这张银行卡涉诈，也不应当处罚柜员。
他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起诉，一是促进各商业银行尽快真正落实央行新规，二是改变对银行柜员不合理的考核和处罚，为普通老百姓减负，也为银行柜员减负。
“不是碰瓷或炒作，面对不公理应发声”
谈及目前庭审准备进展，周筱赟告诉观察者网，他早已评估过涉事银行的答辩策略：一是以反诈履职为由抗辩，二是指责其碰瓷或者炒作。
周筱赟表示，第一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在事发之初，就有媒体直接采访到了东营市反诈中心，反诈中心明确表示，取款是否询问资金用途，和他们无关，“这是银行自己的问题”。
他提到：“反诈中心还说，如果用户拒不配合，同时银行也无法核实用户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是否存在涉诈或洗钱的情况下，银行不能阻碍用户办理相关业务。我已经将该报道，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院。如果涉事银行无法举出相反证据，则对我侵权的行为就是涉事银行作出的，反诈履职的理由不成立。”
对于碰瓷或者炒作的指责，周筱赟反驳称：“据内部人士提供给我的涉事银行内部文件，该行把我定性为碰瓷者，这是对我的人格侮辱。这次起诉，我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赔偿要求，还自己倒贴诉讼费和差旅费，我何来的碰瓷？至于炒作，之前我还没有起诉涉事银行时，就有人质疑我只是为了炒作，所以不敢起诉银行。现在我起诉银行了，又有人说我还是为了炒作。所以，这些人的逻辑就是，只要发声，就是炒作。”
他表示，不论庭审结果如何，都会继续关注央行新规落地情况，因为当前银行的过度反诈情况已经影响民众正常的生活和经济活动。
周筱赟说：“虽然央行新规解决了取现问题，但是，银行过度反诈层层加码，并不只体现在取现上。只不过我遇到的正好是取现而已。还有开卡、转账、限额等等。我有朋友，因为转账3000块钱，就被冻卡了。还有朋友，新开的银行卡，竟然限额只有500元！”
“当然，我也知道，任何改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这次能够推动一点点的进步，并不是我个人的胜利，央行新规不是‘周筱赟条款’，而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这就是我一直推崇的‘通过个案推动制度建设、推动法治进步’。”周筱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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