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中旬，豫北一带天气闷热股票配资最新报价，汤阴城头却只有硝烟不散。炮声一轮接着一轮，守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有人在城楼上小声嘀咕：“这回怕是真顶不住了。”谁也没想到，城里的守将，竟是曾经搅动天下、盗挖东陵、数次易帜的军阀孙殿英。
这一年，他53岁，鸦片熬坏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却还端着蒋介石给他的军衔和位置，死守这座城。城外，是经历过百团大战、在太行山滚打多年的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刘邓大军。两边算起来，不是第一次打照面，只不过这一次，输赢已没有悬念。
而让很多后来人疑惑的是，汤阴失守后，战士们押来这位“东陵大盗”，意见几乎是一边倒：这样的人，留着干什么？刘伯承却淡淡说了一句：“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这话一出，很多年轻战士都听懵了。
一、从“孙老殿”到“东陵大盗”
要说孙殿英的下场，就得从他早年的路子讲起。1899年，他出生在河南永城一户普通人家，小时候没什么读书的机会，早早混迹市井。年轻时，他靠着胆子大、心够狠，和一些江湖人物打成一片，不久便加入了所谓的“庙道会”这一类民间武装。
他很快发现，穷打穷杀没出路，真正赚钱的，是鸦片和地盘。于是开始大肆贩运鸦片，用赚来的钱招兵买马，买枪买炮，一点点把自己手里的队伍撑大。那时候军阀林立，谁手里有兵，谁就有话语权，他看得很透。
1928年，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北洋余势未消，国民政府正在“形式统一”，但华北一带仍旧混乱。孙殿英听说，清朝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寝里，珍宝堆积如山。他动心了。坦白讲，这种“心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只是他下手更快，也更敢。
东陵附近来往人多，想动手并不容易。他便打起了“军事演习”的旗号，拉起封锁线，不明身份者一律不得靠近。等到一切布置妥当，炸药悄悄埋好，几声巨响，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被粗暴地炸开。随后的场景，连参与者都不愿多提：棺椁被拆，尸骨被翻动，金玉珠宝一件件被装车。
据当时一些记载，光珍宝就装满了二十多辆大车。对任何一个军阀来说，这都是足以改变命运的财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几乎就等于把火药堆放在枕边。他既想变现，又怕扯出大乱子，只好先暗中找古董商，一点点往外出手。
没过多久，北平和天津的一些情报机构和古玩圈就嗅到了味道，关于“东陵被盗”的消息迅速传开，舆论一片哗然。清室遗老、地方士绅、报章舆论纷纷发声，要求严惩这位盗墓军阀。按理说，这样的罪行，已经到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
偏偏孙殿英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挑出一部分最精致、最有价值的宝物，直接拿去“孝敬”国民党高层和地方要人。有人收了金佛，有人得了夜明珠，还有人拿到珍贵字画。既然吃了他的东西，再想翻脸就没那么容易了。最后，这桩震惊中外的盗陵大案，竟然在一阵喧嚣之后，慢慢沉寂下去。
从那以后，“东陵大盗”成了他甩不掉的恶名。但也正因为有了钱、有了兵，他得以在军阀混战中站稳脚跟，甚至一度成为中原局势中的重要一环。
二、中原大战、抗日时期的几次转身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是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联手反蒋，号称“反蒋联军”。孙殿英看准风向，也投身其中，为冯、阎一方出力。当时，他守亳州，和蒋介石部队打得极其惨烈，蒋军吃过不少亏，这件事后来蒋介石一直记在心里。
虽然中原大战最后还是以蒋介石一方获胜收场，参与反蒋的军阀大多被削权、改编，但孙殿英并未立刻被彻底打倒。他在复杂的政治缝隙中又活了下来，继续盘踞在华北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面对日军铁蹄南下，孙殿英表面上也挂起“抗日”的旗号，打了几场仗，发了几通电文。不得不说，他这人一辈子精明，明里抗日、暗中谋算。对国民党，他要保住地盘和军衔；对日本人，他也不想把路彻底堵死；对共产党，他更不愿意正面撕破脸。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阶段，他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并不少。中原大战后，他一度在张学良麾下做事。当时，共产党人宣侠父曾经亲自拜访他，和他谈抗日、讲形势，说得颇为恳切。后来，部队抵达赤峰一带，面对日伪军压力，孙殿英在宣侠父劝说下，曾经真正咬牙守过一阵阵地，打得很苦，伤亡不小。
这段经历，让他的名声在当地有所改观，一些民间抗日武装甚至主动靠拢过来。他还聘请宣侠父担任秘书，并释放了几名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不能说这就是他“洗心革面”的证据，但至少说明，在大是大非的节点上，他并非完全无视民族立场。
不过，事情很快又拐了弯。随着华北战局越发紧张，他的部队装备落后、兵员涣散，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时而抵抗，时而妥协，一边向上“表忠心”，一边暗中为自己谋退路。
到了1943年，矛盾彻底暴露出来。在与日军对峙过程中，他的部队被包围在一片狭小地区，多次突围无果，伤亡惨重。看局势没法收拾，他干脆改变态度，向日本方面投降。当汉奸，这一步迈出去，对很多抗日将领来说，是生死线；对他而言，却成了又一次“变向”。
当时他对外的说法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这种说辞，日后他自己也多次挂在嘴边。但就史料来看，这种解释很难站得住脚，更多还是出于个人权势和生存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与日军合作的阶段，一位名叫王定南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与他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交集。王定南通过父辈关系早就认识孙殿英，本想把他争取到共产党这边。那时孙殿英被“封”为冀北民军司令，名义大、实权小，确实有过与共产党合作的念头，只是北平沦陷，局势突变，这个计划不了了之。
1943年，王定南从日军监狱里被爱国人士营救出来，却仍被特务盯梢，举步维艰。腿伤行动不便，他只好去找这位旧识帮忙。孙殿英当着日伪头目的面说：“这是我多年的朋友，两家老人也有交情，请多关照。”随后又塞上钱物，想办法替他遮掩身份。王定南得以保全，这件事后来在党内有过记载。
只能说，孙殿英的选择，从来绕不开“利”字。他能卖命，也能叛变；他能救人，也能杀人。在乱世中，这样的人不少，只是他的名头更响、行事更极端。
三、太行山的“互不进攻”和那份“人情”
真正让刘伯承说出“此人不可杀”的“恩情”，要追溯到抗战中期太行山一带的那段时间。1939年前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驻扎在涉县、武安、黎城等地。这里山岭连绵，道路崎岖，是八路军立足的重要区域。
同一时期，孙殿英的部队也驻扎在太行山附近。他挂着国民党军的番号，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系统，又在地方拥有一定影响力。附近还有石友三、张荫梧等部队，三方加上日军和伪军，局势极其复杂，摩擦几乎天天都有。
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本来就有合作与斗争并存的矛盾。蒋介石对八路军、 新四军戒心很重，不少国民党地方部队接到“防共”“限制活动范围”的指示。石友三、张荫梧等人，屡屡挑事，封锁物资、围堵根据地、抢粮抓人，搞得民怨沸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孙殿英也一味跟风，太行根据地的压力就会成倍增加。为缓解局势，刘伯承、邓小平经过研究，决定派陈赓出面与孙殿英接触。陈赓军政素养都很高，又有在黄埔、国军系统的经历，在这种场合出面最合适。
陈赓带人进入孙部驻地时，双方都有防备。谈判桌上，他开门见山地讲抗日大局，说明太行根据地对整个华北抗战的作用，又指出内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鬼子在外头，我们自己再打自己，这仗还怎么打？”这类话在当时确实说了不止一次，但对每一支地方武装的意义不完全一样。
孙殿英听得很仔细。他心里算得很清楚：和八路军硬碰硬，他占不到什么便宜；一旦被卷进大规模冲突，日军再从旁边一插，自己这点家底可能瞬间打光。他盘算来盘算去，最后点头答应了一条原则——互不主动开战，尽量避免摩擦。
有意思的是，他当面还表态：“我不打你们，你们也别打我。”话听上去很市侩，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句话的分量并不轻。对八路军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少一条敌人，专心对付日军和最顽固的国民党顽固派。对孙殿英自己而言，这也算是给今后留了一条退路。
为了巩固这种默契，一二九师方面在条件允许时，还向孙部送过一批军装，缓解其军需困难。当然，这并不代表政治立场上的接纳，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拉拢。另一边，对那些不断挑衅、频频制造摩擦的部队，比如张荫梧部，一二九师采取的是毫不客气的打击态度，有时甚至是集中火力“先下手为强”。
在这段时间里，孙殿英大致保持了一个“中立偏静”的姿态。他不积极围剿八路军，也没有在关键战役中背后捅刀，还在少数情况下为八路军解决过一些弹药问题。八路军在反“扫荡”“反摩擦”中缴获的部分人员和枪支，也有选择地“还”给他，以示区别对待。
从表面看，他是精于算计，不愿轻易得罪哪一方。从结果看，这种“主动让路”和不参与围剿的态度，确实客观上减轻了太行根据地的压力。在那样一个刀口舔血的年代，少一个敌人，有时候就意味着多活下一批战士、多保住几个村庄。
所以，当1947年他被俘时，刘伯承回忆起这一段，很清楚：在一二九师最艰难的几年里，孙殿英没有像其他一些顽固派那样咬住不放，反而选择避开正面冲突。站在军事指挥员角度，这就是必须记在账上的一笔。恩，不是对人的评价，而是对当年那份“让路”的实际效果的一种承认。
四、汤阴失守与“不可杀”的缘由
抗日战争结束后，形势急转直下。1945年日本投降，表面上是胜利，实际上新的内战已经在暗处发酵。孙殿英一下失去了“投靠”的对象，日本人不再需要他，他只好迅速转身，重新向国民党靠拢，竭力撇清“汉奸”身份，声称自己是“潜伏敌人内部、搜集情报”。
蒋介石在用人上，常常是“有兵即用”。他手里正缺能打、肯替自己扛的部队，对孙殿英这种“有兵有地盘”的军阀，哪怕过去有污点，也愿意重新收编。于是，孙殿英被编为“新编第三纵队”，驻守汤阴一带，承担阻挡解放军南进的任务。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在豫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战役，先后拿下多处据点。汤阴，恰好卡在这个战略通道上。拿下汤阴，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
孙殿英知道这座城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表现。他在城防上花了不少功夫：护城河加宽加深，城墙上挖出多层射孔，布置重机枪、迫击炮阵地，企图打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有人听他在城头话语里带着几分得意：“共军要想攻进汤阴城，那是妄想。”
但战争从来不是靠嘴硬。刘邓大军的火力和战术，与他心目中那些“老样子”的部队已经大不一样。5月，解放军集中火力，对汤阴东、北方向实施猛烈炮击，城墙在一轮轮爆炸中出现缺口。守军伤亡迅速上升，后备连队也被推上前线，很快消耗殆尽。
孙殿英一边督战，一边从前线不断收到坏消息。为了稳住军心，他让副司令刘月亭放出狠话：“坚守者重赏，退下来的枪毙。”这话说得凶，实际上挡不住战局崩溃。士兵不是看不出形势的人，面对训练有素、士气高涨的解放军，很快就意识到抵抗已经变成单纯的送死。
随着城墙缺口越来越大，解放军一些突击队员已经摸到城垛附近。孙殿英不得不向南京发电，恳求增援。蒋介石的回电却让他彻底心寒：“望兄以当年守亳州之精神顽强坚守。”表面上是鼓励，实际上是明确告知——不会有大规模援军，你自己扛着吧。
对熟悉中原大战的人来说，这封电报的味道很明显。蒋介石还记着当年在亳州吃的亏，如今内战中风向逆转，对这样一位有“反蒋前科”的旧军阀，自然不会倾尽全力相救。孙殿英明白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炮灰”，怒极之下，喊出“天意灭我”，拔枪欲自尽，被身边人拦住。
城内抵抗继续削弱，城外攻势却越打越猛。很快，守军再无还手之力。孙殿英终究还是扔掉军帽，让部下上城楼举白旗，提出求谈判投降。解放军派代表入城受降，孙部放下武器，战斗结束。
被押到我军控制区域后，这位昔日耀武扬威的军阀，已经是满脸憔悴。围着他的战士多半年轻，很多人对他早有成见：盗东陵、当汉奸、反复倒戈，这样的人若不严惩，何以平众怒？一时间，要求“处决”的声音在战士中并不少见。
刘伯承听完汇报，沉吟良久，最后说出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这话不是随口而出，而是有着具体考量。
“恩”字，并非指他一生的作为，而是专指抗战时期在太行山一带那段“互不为敌”的经历。有人可能会问：不来打我们，这也算恩吗？对普通人来说，好像有些奇怪。但放在那个兵凶战危的年代来衡量，就不一样了。
一二九师当年在太行山区屡次遭遇日军“扫荡”和顽固派围堵，如果孙殿英也加入“围剿”行列，以他在当地的力量，再加上山地环境的复杂程度，根据地的损失，绝不会只有帐面上的那几次战斗。正是因为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立”，才给了根据地稳定发展的空间。
刘伯承作为前线主官，对这些细账看得很明白。哪一支部队在关键时刻出过力，哪一些人暗中帮过忙，记录都在脑子里。这种“恩”，不是情感上的宽恕，而是军事与政治上的实事求是。既然当年确实帮过忙，现在就不能一笔勾销，只看他其他恶行做判断。
也正因此，孙殿英在被俘后，并未被立即处决，而是被押往后方看管。同时，刘伯承还特意交代，安排一名战士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这个决定，在许多解放军官兵看来，既意外，又耐人寻味。
不能忽视的是，此时的孙殿英，已是病入膏肓。多年吸食鸦片，加上战乱奔波，身体极为虚弱。即便在看押期间，组织也曾请医生为他诊治，但疗效有限，病情一日不如一日。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曾对身边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老百姓。共产党不记仇，这一点比国民党强得多。”这类话，既有病危之人的悔意，也有对现实的认知。1947年9月30日，他在羁押中去世，终年48岁，结束了自己充满矛盾与曲折的一生。
从东陵大盗，到汉奸军阀，再到在某些节点上与共产党保持默契的人物，孙殿英的轨迹，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贯穿始终的，还是那两个字——利己。他不是民族英雄，更谈不上什么道德榜样，但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他的某些选择，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战场局势。
而刘伯承那句“不可杀”，折射出的，是另一种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记仇容易，记账难；一笔笔算清楚，既不把坏人美化股票配资最新报价，也不忽略他在特定时刻的具体行为。对后来的人来说，或许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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