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5月中旬,豫北一带天气闷热股票配资最新报价,汤阴城头却只有硝烟不散。炮声一轮接着一轮,守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有人在城楼上小声嘀咕:“这回怕是真顶不住了。”谁也没想到,城里的守将,竟是曾经搅动天下、盗挖东陵、数次易帜的军阀孙殿英。
这一年,他53岁,鸦片熬坏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却还端着蒋介石给他的军衔和位置,死守这座城。城外,是经历过百团大战、在太行山滚打多年的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刘邓大军。两边算起来,不是第一次打照面,只不过这一次,输赢已没有悬念。
而让很多后来人疑惑的是,汤阴失守后,战士们押来这位“东陵大盗”,意见几乎是一边倒:这样的人,留着干什么?刘伯承却淡淡说了一句:“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这话一出,很多年轻战士都听懵了。
一、从“孙老殿”到“东陵大盗”
要说孙殿英的下场,就得从他早年的路子讲起。1899年,他出生在河南永城一户普通人家,小时候没什么读书的机会,早早混迹市井。年轻时,他靠着胆子大、心够狠,和一些江湖人物打成一片,不久便加入了所谓的“庙道会”这一类民间武装。
他很快发现,穷打穷杀没出路,真正赚钱的,是鸦片和地盘。于是开始大肆贩运鸦片,用赚来的钱招兵买马,买枪买炮,一点点把自己手里的队伍撑大。那时候军阀林立,谁手里有兵,谁就有话语权,他看得很透。
1928年,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北洋余势未消,国民政府正在“形式统一”,但华北一带仍旧混乱。孙殿英听说,清朝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寝里,珍宝堆积如山。他动心了。坦白讲,这种“心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只是他下手更快,也更敢。
东陵附近来往人多,想动手并不容易。他便打起了“军事演习”的旗号,拉起封锁线,不明身份者一律不得靠近。等到一切布置妥当,炸药悄悄埋好,几声巨响,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被粗暴地炸开。随后的场景,连参与者都不愿多提:棺椁被拆,尸骨被翻动,金玉珠宝一件件被装车。
据当时一些记载,光珍宝就装满了二十多辆大车。对任何一个军阀来说,这都是足以改变命运的财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几乎就等于把火药堆放在枕边。他既想变现,又怕扯出大乱子,只好先暗中找古董商,一点点往外出手。
没过多久,北平和天津的一些情报机构和古玩圈就嗅到了味道,关于“东陵被盗”的消息迅速传开,舆论一片哗然。清室遗老、地方士绅、报章舆论纷纷发声,要求严惩这位盗墓军阀。按理说,这样的罪行,已经到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
偏偏孙殿英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挑出一部分最精致、最有价值的宝物,直接拿去“孝敬”国民党高层和地方要人。有人收了金佛,有人得了夜明珠,还有人拿到珍贵字画。既然吃了他的东西,再想翻脸就没那么容易了。最后,这桩震惊中外的盗陵大案,竟然在一阵喧嚣之后,慢慢沉寂下去。
从那以后,“东陵大盗”成了他甩不掉的恶名。但也正因为有了钱、有了兵,他得以在军阀混战中站稳脚跟,甚至一度成为中原局势中的重要一环。
二、中原大战、抗日时期的几次转身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是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联手反蒋,号称“反蒋联军”。孙殿英看准风向,也投身其中,为冯、阎一方出力。当时,他守亳州,和蒋介石部队打得极其惨烈,蒋军吃过不少亏,这件事后来蒋介石一直记在心里。
虽然中原大战最后还是以蒋介石一方获胜收场,参与反蒋的军阀大多被削权、改编,但孙殿英并未立刻被彻底打倒。他在复杂的政治缝隙中又活了下来,继续盘踞在华北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面对日军铁蹄南下,孙殿英表面上也挂起“抗日”的旗号,打了几场仗,发了几通电文。不得不说,他这人一辈子精明,明里抗日、暗中谋算。对国民党,他要保住地盘和军衔;对日本人,他也不想把路彻底堵死;对共产党,他更不愿意正面撕破脸。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阶段,他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并不少。中原大战后,他一度在张学良麾下做事。当时,共产党人宣侠父曾经亲自拜访他,和他谈抗日、讲形势,说得颇为恳切。后来,部队抵达赤峰一带,面对日伪军压力,孙殿英在宣侠父劝说下,曾经真正咬牙守过一阵阵地,打得很苦,伤亡不小。
这段经历,让他的名声在当地有所改观,一些民间抗日武装甚至主动靠拢过来。他还聘请宣侠父担任秘书,并释放了几名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不能说这就是他“洗心革面”的证据,但至少说明,在大是大非的节点上,他并非完全无视民族立场。
不过,事情很快又拐了弯。随着华北战局越发紧张,他的部队装备落后、兵员涣散,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时而抵抗,时而妥协,一边向上“表忠心”,一边暗中为自己谋退路。
到了1943年,矛盾彻底暴露出来。在与日军对峙过程中,他的部队被包围在一片狭小地区,多次突围无果,伤亡惨重。看局势没法收拾,他干脆改变态度,向日本方面投降。当汉奸,这一步迈出去,对很多抗日将领来说,是生死线;对他而言,却成了又一次“变向”。
当时他对外的说法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这种说辞,日后他自己也多次挂在嘴边。但就史料来看,这种解释很难站得住脚,更多还是出于个人权势和生存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与日军合作的阶段,一位名叫王定南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与他有过一段颇为曲折的交集。王定南通过父辈关系早就认识孙殿英,本想把他争取到共产党这边。那时孙殿英被“封”为冀北民军司令,名义大、实权小,确实有过与共产党合作的念头,只是北平沦陷,局势突变,这个计划不了了之。
1943年,王定南从日军监狱里被爱国人士营救出来,却仍被特务盯梢,举步维艰。腿伤行动不便,他只好去找这位旧识帮忙。孙殿英当着日伪头目的面说:“这是我多年的朋友,两家老人也有交情,请多关照。”随后又塞上钱物,想办法替他遮掩身份。王定南得以保全,这件事后来在党内有过记载。
只能说,孙殿英的选择,从来绕不开“利”字。他能卖命,也能叛变;他能救人,也能杀人。在乱世中,这样的人不少,只是他的名头更响、行事更极端。
三、太行山的“互不进攻”和那份“人情”
真正让刘伯承说出“此人不可杀”的“恩情”,要追溯到抗战中期太行山一带的那段时间。1939年前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驻扎在涉县、武安、黎城等地。这里山岭连绵,道路崎岖,是八路军立足的重要区域。
同一时期,孙殿英的部队也驻扎在太行山附近。他挂着国民党军的番号,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系统,又在地方拥有一定影响力。附近还有石友三、张荫梧等部队,三方加上日军和伪军,局势极其复杂,摩擦几乎天天都有。
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本来就有合作与斗争并存的矛盾。蒋介石对八路军、 新四军戒心很重,不少国民党地方部队接到“防共”“限制活动范围”的指示。石友三、张荫梧等人,屡屡挑事,封锁物资、围堵根据地、抢粮抓人,搞得民怨沸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孙殿英也一味跟风,太行根据地的压力就会成倍增加。为缓解局势,刘伯承、邓小平经过研究,决定派陈赓出面与孙殿英接触。陈赓军政素养都很高,又有在黄埔、国军系统的经历,在这种场合出面最合适。
陈赓带人进入孙部驻地时,双方都有防备。谈判桌上,他开门见山地讲抗日大局,说明太行根据地对整个华北抗战的作用,又指出内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鬼子在外头,我们自己再打自己,这仗还怎么打?”这类话在当时确实说了不止一次,但对每一支地方武装的意义不完全一样。
孙殿英听得很仔细。他心里算得很清楚:和八路军硬碰硬,他占不到什么便宜;一旦被卷进大规模冲突,日军再从旁边一插,自己这点家底可能瞬间打光。他盘算来盘算去,最后点头答应了一条原则——互不主动开战,尽量避免摩擦。
有意思的是,他当面还表态:“我不打你们,你们也别打我。”话听上去很市侩,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句话的分量并不轻。对八路军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少一条敌人,专心对付日军和最顽固的国民党顽固派。对孙殿英自己而言,这也算是给今后留了一条退路。
为了巩固这种默契,一二九师方面在条件允许时,还向孙部送过一批军装,缓解其军需困难。当然,这并不代表政治立场上的接纳,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拉拢。另一边,对那些不断挑衅、频频制造摩擦的部队,比如张荫梧部,一二九师采取的是毫不客气的打击态度,有时甚至是集中火力“先下手为强”。
在这段时间里,孙殿英大致保持了一个“中立偏静”的姿态。他不积极围剿八路军,也没有在关键战役中背后捅刀,还在少数情况下为八路军解决过一些弹药问题。八路军在反“扫荡”“反摩擦”中缴获的部分人员和枪支,也有选择地“还”给他,以示区别对待。
从表面看,他是精于算计,不愿轻易得罪哪一方。从结果看,这种“主动让路”和不参与围剿的态度,确实客观上减轻了太行根据地的压力。在那样一个刀口舔血的年代,少一个敌人,有时候就意味着多活下一批战士、多保住几个村庄。
所以,当1947年他被俘时,刘伯承回忆起这一段,很清楚:在一二九师最艰难的几年里,孙殿英没有像其他一些顽固派那样咬住不放,反而选择避开正面冲突。站在军事指挥员角度,这就是必须记在账上的一笔。恩,不是对人的评价,而是对当年那份“让路”的实际效果的一种承认。
四、汤阴失守与“不可杀”的缘由
抗日战争结束后,形势急转直下。1945年日本投降,表面上是胜利,实际上新的内战已经在暗处发酵。孙殿英一下失去了“投靠”的对象,日本人不再需要他,他只好迅速转身,重新向国民党靠拢,竭力撇清“汉奸”身份,声称自己是“潜伏敌人内部、搜集情报”。
蒋介石在用人上,常常是“有兵即用”。他手里正缺能打、肯替自己扛的部队,对孙殿英这种“有兵有地盘”的军阀,哪怕过去有污点,也愿意重新收编。于是,孙殿英被编为“新编第三纵队”,驻守汤阴一带,承担阻挡解放军南进的任务。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前,在豫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战役,先后拿下多处据点。汤阴,恰好卡在这个战略通道上。拿下汤阴,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
孙殿英知道这座城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表现。他在城防上花了不少功夫:护城河加宽加深,城墙上挖出多层射孔,布置重机枪、迫击炮阵地,企图打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有人听他在城头话语里带着几分得意:“共军要想攻进汤阴城,那是妄想。”
但战争从来不是靠嘴硬。刘邓大军的火力和战术,与他心目中那些“老样子”的部队已经大不一样。5月,解放军集中火力,对汤阴东、北方向实施猛烈炮击,城墙在一轮轮爆炸中出现缺口。守军伤亡迅速上升,后备连队也被推上前线,很快消耗殆尽。
孙殿英一边督战,一边从前线不断收到坏消息。为了稳住军心,他让副司令刘月亭放出狠话:“坚守者重赏,退下来的枪毙。”这话说得凶,实际上挡不住战局崩溃。士兵不是看不出形势的人,面对训练有素、士气高涨的解放军,很快就意识到抵抗已经变成单纯的送死。
随着城墙缺口越来越大,解放军一些突击队员已经摸到城垛附近。孙殿英不得不向南京发电,恳求增援。蒋介石的回电却让他彻底心寒:“望兄以当年守亳州之精神顽强坚守。”表面上是鼓励,实际上是明确告知——不会有大规模援军,你自己扛着吧。
对熟悉中原大战的人来说,这封电报的味道很明显。蒋介石还记着当年在亳州吃的亏,如今内战中风向逆转,对这样一位有“反蒋前科”的旧军阀,自然不会倾尽全力相救。孙殿英明白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炮灰”,怒极之下,喊出“天意灭我”,拔枪欲自尽,被身边人拦住。
城内抵抗继续削弱,城外攻势却越打越猛。很快,守军再无还手之力。孙殿英终究还是扔掉军帽,让部下上城楼举白旗,提出求谈判投降。解放军派代表入城受降,孙部放下武器,战斗结束。
被押到我军控制区域后,这位昔日耀武扬威的军阀,已经是满脸憔悴。围着他的战士多半年轻,很多人对他早有成见:盗东陵、当汉奸、反复倒戈,这样的人若不严惩,何以平众怒?一时间,要求“处决”的声音在战士中并不少见。
刘伯承听完汇报,沉吟良久,最后说出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这话不是随口而出,而是有着具体考量。
“恩”字,并非指他一生的作为,而是专指抗战时期在太行山一带那段“互不为敌”的经历。有人可能会问:不来打我们,这也算恩吗?对普通人来说,好像有些奇怪。但放在那个兵凶战危的年代来衡量,就不一样了。
一二九师当年在太行山区屡次遭遇日军“扫荡”和顽固派围堵,如果孙殿英也加入“围剿”行列,以他在当地的力量,再加上山地环境的复杂程度,根据地的损失,绝不会只有帐面上的那几次战斗。正是因为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立”,才给了根据地稳定发展的空间。
刘伯承作为前线主官,对这些细账看得很明白。哪一支部队在关键时刻出过力,哪一些人暗中帮过忙,记录都在脑子里。这种“恩”,不是情感上的宽恕,而是军事与政治上的实事求是。既然当年确实帮过忙,现在就不能一笔勾销,只看他其他恶行做判断。
也正因此,孙殿英在被俘后,并未被立即处决,而是被押往后方看管。同时,刘伯承还特意交代,安排一名战士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这个决定,在许多解放军官兵看来,既意外,又耐人寻味。
不能忽视的是,此时的孙殿英,已是病入膏肓。多年吸食鸦片,加上战乱奔波,身体极为虚弱。即便在看押期间,组织也曾请医生为他诊治,但疗效有限,病情一日不如一日。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曾对身边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老百姓。共产党不记仇,这一点比国民党强得多。”这类话,既有病危之人的悔意,也有对现实的认知。1947年9月30日,他在羁押中去世,终年48岁,结束了自己充满矛盾与曲折的一生。
从东陵大盗,到汉奸军阀,再到在某些节点上与共产党保持默契的人物,孙殿英的轨迹,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贯穿始终的,还是那两个字——利己。他不是民族英雄,更谈不上什么道德榜样,但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他的某些选择,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战场局势。
而刘伯承那句“不可杀”,折射出的,是另一种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记仇容易,记账难;一笔笔算清楚,既不把坏人美化股票配资最新报价,也不忽略他在特定时刻的具体行为。对后来的人来说,或许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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